1984年5月，北京航博馆的机库里静得出奇股票配资查询，几名技术军官围着一架编号“5271”的F-5E轻声讨论。机身仍留着台军灰绿色涂装，那些子弹孔形似伤疤，却也昭示着一次惊心动魄的选择。没人想到，三年前它从高雄起飞时，终点已锁定福州上空。
把时间拨回1981年8月8日清晨，高雄冈山基地薄雾笼罩。少校飞行教官带着学员许秋麟走向战机，地勤递来文件，例行考核看似波澜不惊。黄植诚嘴角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——连续三个月的筹划就压在这一次出航里。
黄植诚出身空军世家。父亲1949年前曾任国民党空军中校，母亲是地勤军医，兄姐也都在机务体系。家里墙上挂满照片，最显眼的那张是P-51战机低飞台中的黑白影像。少年黄植诚对此着迷，1969年高中毕业即投入空军军官学校。
5年学训，他先后摸熟T-34、T-37、F-5A等5种机型，飞行时数超过2100小时，技术尖到能闭眼听声辨故障。然而进入部队后，强烈落差一天天敲击他：油料截留、器材回扣乃至假报弹药消耗，层层盘剥谁都见怪不怪。更让他拧巴的是，1979年大陆对越作战消息传来，营房里不少军官竟借酒起哄“联手越军北上”，谈笑间视成千上万同胞为“战果”。
这种犬牙交错的道德感崩塌在一个闹哄哄的夜晚彻底翻篇。那年5月，高雄市区酒吧里两名日本游客醉酒挑衅女侍。旁人敢怒不敢言，店主还赔笑脸。黄植诚上前制止，被反手抡了啤酒瓶，三人扭打。警察到场后草草罚他两千台币，理由是“军人动手影响市容”。走出派出所，他冷笑：“留在这支部队，不过是陪人演戏。”
接下来九十多个晚上，他把航线、油量、无线电频率全部记在小本上，遇到夜航任务，就偷偷比对大陆沿海机场灯光分布。学员考核成为最佳掩护：以检查仪表为名，他命许秋麟盖上暗舱罩，同时切断台军空管频道，将备用电台调到完全静默。
飞机掠过澎湖群岛后一路北偏。穿云层时，许秋麟忽然察觉异常，高声提醒：“教官，方位不对！”就这一句，对话定格。黄植诚低沉回应：“不用再回头了。”短短11个字，许秋麟瞬间僵住。为防止对方误触操纵杆，他干脆降低高度，把机头对准台湾巡逻舰上空，拉起、翻转，示意跳伞。学员的降落伞在海风里迅速展开，连同呼救信号一起飘去西南海域。
黄植诚再次扭杆，F-5E开加力冲向乌龙江口。8时52分，龙田机场塔台捕捉到陌生信号，值班军官警惕又犹豫——对岸飞机从未主动降落。短暂询问后，一道简短口令传出：“引导降落。”十分钟后，机轮与跑道摩擦冒出火星，黄植诚稳稳刹车，随后递上事先写好的说明：“本人祖籍广西，请求编入人民空军。”
中央很快给出了态度：65万元人民币奖励，支票号码以他名字开头，外加一台上海牌电视机作为另行慰问。同年，他被安排到空军某航校出任副校长，从头熟悉米格-21、歼-7等型号。一次培训课结束，年轻学员围住他问F-5E性能，他笑着摆手：“讲太多，怕你们晚上睡不着。”
技术部门对这架飞机的拆解持续了大半年。歼-7改进方案中，新火控系统、环视镜布局都借鉴了F-5E的设计理念。资料室里流传一句玩笑：“65万买下完整样机，加一名特级飞行员，值。”
1986年，空军授予黄植诚特级飞行员称号；1988年授上校衔；1995年，他佩戴少将领花。那一年，他受邀在空军指挥学院讲课，主题是“台军飞行训练体系特点与弱点”。讲台下掌声并不热烈，却没人走神。
岛内震动同样剧烈。8月10日，蒋经国在台北听取汇报时当场摔茶杯，留下两片碎瓷。随后台军“空军总司令”杨金铭引咎辞职，防务部门开启全线清查。尽管如此，自1993年至1996年，台军又出现三起飞行员驾机或驾艇抵达大陆的事件，皆与黄植诚的举动被视作“连锁反应”。
冷冰冰的军事数据之外，还有尘封的个人小事。1997年，他回到广西老宅，邻居已换了几拨人。老屋土墙上刻着“1944”四个字，他抬手抚摸良久，却没留下什么感慨。午后，他再次提到那65万元奖金，仅一句：“钱只是符号，飞机和情报才是真金白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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